奏响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四部曲” 争做高素质宣传好干部******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高校宣传思想队伍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中、西方在新闻传播领域竞争激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夺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一个战略性问题。高校宣传干部要围绕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首要问题，驻足“立德树人”的使命之根，站在“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政治高度，把握历史主动，增强战略思维，不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活学活用中、在具体工作中落地生根。
一、讲立场、重实效、奏响“主旋律”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高举旗帜、紧跟核心。高校宣传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明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三个务必”，讲好“三件大事”，奏响主旋律，忠诚履行维护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这一职责使命。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网络渗透等手段，妄图在网络空间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校宣传干部必须抓好抓准校园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占据网络宣传思想阵地的“制高点”，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网络虚拟社会绿色健康发展。高校宣传干部还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工作真正贯彻落实、取得实效，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精细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上来，落实到推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具体工作中来。
二、悟理论、强本领，当好“指挥家”
高校宣传工作者要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力量，吃透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其中蕴含的精髓，当好指挥家。首先，要提升指挥的能力。宣传思想干部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头上或其他专长上可行、可精、可信，要有“几把刷子”，才能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宣传指挥家。必须刻苦磨练文字功夫，提高创作水平，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学会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释好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使自己的宣传本领紧紧跟上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的步伐。其次，要用好宣传工作“指挥棒”，善于调控宣传节奏。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不能如倾盆大雨般一涌而下，要加强对宣传内容、宣传进程、对象情绪的调控，做到“精准滴灌”，只有挥动好了指挥棒才能使宣传节奏张弛有度、错落有致；在注重宣传效率的同时紧密贴合国家、社会、学校的实际情况，使宣传要素搭配合理、衔接自然、融洽统一。还要实时关注宣传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调查研究，针对问题寻求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使宣传过程呈现动静有序、迂回婉转的流动美，做到贴近现实、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让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更“接地气”。
三、汇主体、聚民力，组好“合唱团”
高校宣传干部是高校思政工作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要贯彻“大思政”理念，组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的“合唱团”，实现多渠道交叉融合，多主体协同育人。要汇集多方主体的教育力量和宣传力量，带动高校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积极主动学习和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组好专家、教授专题宣讲团，培养网络微宣讲能手，充分发挥青年党代表、团代表、党团干部的各自优势，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党的故事；探索“家校政行企”多元主体协同宣传机制，打造“点、面、块”的立体融媒体宣传格局，汇聚宣传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用榜样来振奋人心、凝聚民心、鼓舞信心，是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方式。除了宣传“大人物”外，还应寻找“小切口”，发掘高校师生身边生动的典型，聚焦“湖湘青年英才”“青年五四奖章”“最美大学生”等优秀师生典型，用一个个身边的鲜活实例彰显新时代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投身祖国建设的青春形象，激励广大师生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不断提高宣传工作的可信度、感染力。
四、多形式、浓氛围，建好“大舞台”
打造全方位、多形式、氛围浓的宣传大舞台，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声”入人心。首先，要创新舞台理念。要在把握规律、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革新工作理念，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灌输上，要能共情，有共鸣，推进手段创新、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创新、载体创新、话语体系创新。其次，要优化舞台节目。在宣传内容上要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做到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优化内容导向，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师生需求，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再次，要丰富舞台风格。线上线下双向联动，通过“青年学子微讲堂”“师生热议二十大”“二十大知识竞赛”“00后宣讲团”等高校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准精确、高质高效地展开宣传工作，激励高校全体师生争当“学得好、用得活、理论全、本领高”的“尖子生”。最后，要渲染舞台气氛。营造学习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浓厚氛围，让党的二十大的光芒照进广大师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用“定点式”“入户式”“展演式”等方式讲好党的二十大的故事，以“菜单式”宣讲做好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后半篇文章”，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
在新的赶考路上，高校宣传干部要把握大局，聚焦培育时代新人的使命任务，抢抓机遇，把“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为行，始终将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喇叭牢牢掌握在手里，在宣传工作中用心、用情、用力，做到既为一校增光，又为全局添彩，演奏好党的二十大交响序曲，奏响新时代奋进最强音。
（作者陈丽荣系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2021年高校网络教育名师，主持项目《大数据时代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